这两天在各种媒体上都可以看到明星代表委员们的身影，他们关注的也大多都是全社会正在和都在关注的问题，而相对于他们的瞩目，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们的身影和声音就显得有些默默无闻。

    胡小燕，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两年来，她的履职之路并不平坦。最初她激动地通过媒体公开手机号码，后来无法应付每天几千个电话，不得不关机。最初她亲自帮农民工讨薪，后来选择能帮得帮，再到今天感慨有些干着急，这位农民工代表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们都期待能得到解决的问题。

    主持人：如果农民工的代表多一些的话，胡小燕不可能就忙得关机了，每天应付几千个电话，怎么才能使来自基层的代表多一点？

    白岩松：我觉得胡小燕首先有一句话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了，她在解决自己的困扰的时候，她希望农民工的代表更多一点，这样我们的声音就更大一点，非常准确。但是她前面有一个困惑，其实这个困惑也可能是一个理解有误，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很难去把身边看到的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这不是全国人大代表能够办到的事情。就像你我当记者，刚当记者的时候，接到了很多观众来信，义愤填膺，也想一个一个解决，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一天240个小时咱节目都播不过来，后来就发现要透过典型性的事件，通过报道，通过社会机制的改变，使类似的事情都发生改变，人大代表一样，他要带着相关具体的建议到“两会”上来，把相关的东西变成一种机制，变成法律，使普遍的人受益。

    回到胡小燕的身上，您没觉得这几年我们在说好，农民工也有他自己的代表了，但谁都知道一个数字，全国的农民工有两亿人左右，在全国的人大里才有这么几个相关的代表，这个比例太低了。在1953年的时候，咱们当时选举法的时候，农村人口跟城市人口出代表的比例是多少，8：1，非常悬殊。也就是说，举例，城市里头一百个人里头能出一个代表，农村得八百个人才出一个。一到人大会上的时候，声音的重量，城市人少，但是代表反而多，农村人多，代表反而少。到了1995年的时候改了，变成4：1，今年很重要，因为即将要审议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可能将通向1：1。也就是说13亿人口都是不分城乡，准确地按照人口比例来分。

    任何一个代表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国家代表这个字有两个含义，第一个代表的含义就是要人人平等，这个1：1就很重要了，打破城乡界限。第二个地区平等，你不能说上海代表多，贵州人就少，将来这方面平等也要追求。第三个是少数民族等等，我觉得这几个平等都要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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