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一年一度的广州市政协委员学习培训班在广州市政协机关举行。广州市政协一改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培训的惯例，把此次为期一天的学习培训班安排在市政协机关大楼，并特意安排委员们在食堂吃盒饭，饭后在会议厅休息。（9月12日《广州日报》）
对广州市政协提倡节俭搞培训的做法，在给予高度肯定的同时，不能不心存忧虑。因为，此次委员学习培训班的所谓“吃盒饭、睡会议室”式的节俭，是完全基于会议的组织者或政协委员们的自觉，而不是制度性的必然。
如果说，制度性的安排让会议组织者、参与者不得不节俭，当然无可挑剔。但关键是，类似的“节俭型”会议往往不是建立在制度之下，而是建立在会议组织者、参与者个人觉悟之上——觉悟高就节俭些，觉悟低就铺张些。笔者并不是说在国际会议中心组织培训、让委员中午吃大餐就一定违规，恰恰是之前的“不违规”和现在吃盒饭也不违规的鲜明对比说明，一些类似的会议如何开？在什么地方开？花费多少预算？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
事实上，无论是有关党政机关组织的会议或培训，还是广为人们诟病的“三公消费”问题，建立在个人觉悟和自觉的基础上是根本靠不住的。时下，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讲排场、图享受，大吃大喝、滥配公车、公款旅游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根源还在于“什么是大吃大喝、什么算铺张浪费、什么钱应该节约”的标准和尺度过宽、过大。委员们顿顿吃鲍鱼海参不行，而顿顿吃馒头也过了，在选择“吃馒头”或“吃鲍鱼”之间，仅仅依靠的是“自觉”。那么，这个“自觉”的威力有多大，就是不言自明的问题。
当然，公众不认为广州市政协委员培训吃盒饭、睡会议室，仅仅是一次“孤本”。但不从制度上查找漏洞，不从制度上尽快“框定”究竟应该“吃盒饭”还是“吃大餐”的问题，类似的节俭会议注定将是一个外表光鲜、却无法推广的“孤本”。
责编：任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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