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市近日出台《机关工作人员问责办法(试行)》，办法确定的33种问责行为中，很多是过去容易忽视的“小事”， 如工作时间从事打麻将、打扑克、玩游戏、上网炒股等与工作无关事宜。“剑锋”直指公务员中存在的“玩风”。（ 06月11日《人民日报》10版）

　　秦皇岛市出台这一问责办法，直指日益盛行的官员“玩乐风”，无疑是一项与时俱进之举。办法虽对问责对象、范围、种类规定得较为详尽，但问责由谁来“兑现”、如何“兑现”这一当今“红头文件”的缺陷，很有必要来议论一下！

　　现在，从上到下关于预防整治官员作风问题的若干“规定”、几项“禁令”、几个“不准”之类的“红头文件”，可不能说不多，规定得不能说不细，但真正经常对照、严格执行、按章问责的有多少？实在不敢恭维。许多地方的实际情况往往是“雨来地皮湿、雨后地皮干” 的效果。刚开始，抓一下；稍过后，逐渐淡；到后来，少人过问或无人过问，让规定、禁令、不准之类的“红头文件”成了一纸空文。等到某些问题回潮甚至成风时，再发个此类“红头文件”， 再作几条规定，结果还仅是停留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官话、套话上，只“问”不“责”。如此循环往复，除了少数几个问题“通天”或曝光的“顶风”作案者，被问责“兑现”外，其他被查处问责的微乎其微。何况，等到问题成堆、成风时，搞的也是“法不责众”，面上还是“下不为例”。此等不健全不完善的问责“兑现”机制，在无形之中也增加了官员对作风问题的“抗药性”。

　　当然，官员作风问题这个顽症，也是有着强势外部环境支撑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处在这个潮流中的各级官员，或多或少的都面临着娱乐享受甚至金钱美女的诱惑，特别是掌握实权的官员们，还会被主动引诱，或“以赌代贿”、或送高消费吃喝玩乐上门。如此强势引诱与官员作风监督问责“兑现”乏力形成的巨大反差，成就了其运用“公权”，为已“玩欲”、“财欲”、“性欲”谋“福”，为他人办“难事”服务，久而久之逐步膨胀发展为违法犯罪。可见，从官员作风问题这一腐败的前奏和源头上，抓紧完善问责“兑现”机制，不仅对官员作风问题顽症能强治，而且反腐倡廉也能反在根本、倡出成效。从这一点上看，尽快完善官员作风问题的问责“兑现”机制，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必须、越来越紧迫。

　　应该说，完善问责“兑现”机制并不是一件多复杂多艰难的事，无非是对发现查明的问题，明确哪个部门来过“问”、哪些人来行“责”权。实施中视其作风问题的程度，依规对号入座地“兑现”问责。还有，完善问责“兑现”机制，也涵盖真心问责，从严问责的问题。唯其如此，官员对其作风问题应负的责任，必定能“兑现”到人头，问责到实处，从而起到以戒今后、以警他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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