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曾荫权将和33名问责官员一道，分别减薪5.38%，以示与市民共度时艰。（6月15日新华网）

　　内地与香港情况不尽相同，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在问责官员减薪上，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对问责官员不停留于行政问责，还要增加经济追责，其威慑力往往更大。

　　近几年，“问责风暴”在全国各地掀起，许多官员叫苦，“如今的官不好当了”。但是，如果你真以为“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那就大错特错了——眼下许多地方，官员被问责不过是“假摔”，不要说薪水没有下降，有的在问责期间照样调动，三鹿事件中有的官员受到问责还升了官职；安徽潜山综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曹晓明“出事”后不仅公职、党籍保留，且在狱中照领工资；特别是“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竟能“梅开二度”，更导致舆论炸锅。

　　官员受到问责，都说明其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失或错误，对其进行追责，不能只有行政处罚，还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行政性问责容易虚化，具有弹性；公开道歉又成了一些问题官员政治表演的机会；唯有降其级，减其薪，才是实打实，容易触动心灵。否则，不与减薪挂钩，那与“逗你玩”有什么区别？

　　官员问责减薪，变虚为实，直点穴道，不能逢场作戏，泛泛而说，而要写进《问责办法》或《问责规定》。减薪或降薪时间的长短，应参照行政问责有效时间的长短执行，并且也要实行公示，接受民众监督。直面阳光，谁再搞官官相护就无法遮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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