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10日下发的《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明确对危重急诊患者，急诊科应按照“先及时救治，后补交费用”的原则救治。（相关报道见16版）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人怀疑“先救治，后补费”的制度善意。而诡异之处在于，好事却未见多少赞誉之辞，也没见公众兴奋的表情，反倒窥见不少人一脸不信任的神色。网络民意中甚至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站在医院立场考虑的声音。有人担心“先救治”会不会先要了医院的命？素质低下者会不会事后故意赖账？

　　其实不妨将此质疑，理解为善意的甚至是带有敦促监督性的“建设性”意见。虽然夹杂着一点情绪化表达，但这只是惯性使然。公众的判断多源于现实生活经验。几年前卫生部就曾有“对危重病人坚持先救治后结算原则，绝不允许见死不救”的要求，“重罚”见死不救行为的新闻也屡现报端，可直到现在，卫生部仍不得不重申“先救治后补费”的急诊原则。

　　以上就是舆论惯性质疑的具体语境，这不是公众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故意刁难，而是真的怕一个美好的制度蓝本，因为没有可操作的配套制度跟进，而沦为政策白条。我们要兑现这张民生支票，就得直面上述质疑，针对性地对暴露出的制度漏洞进行修复。

　　首先大可不必对道德素质忧心忡忡。比如神木县免费医疗风波中，最开始也拿“道德风险”说事，后来证明全无此虞。只要政府能弥补历史欠账，致力于扫清“看病难看病贵”的阴霾，“病有所医”不光是一句口号，那健康人赖在医院装病，有钱者赖着不补费的流氓行为，绝对是极少数。

　　当然，除了道德自觉，“先救治后补费”要真正走下纸面走向手术台，还需一系列配套措施跟进。比如，对于欠费者经济能力的核查，就需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政府机关，甚至社区居委会、街坊邻里的通力配合，多部门联动；而那些经核实确实财力不济者，则需由政府专门的财政补贴帮其垫付。否则，医院利益经常性受损，自然就丧失配合的积极性。

　　政府财政投入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实，从每年巨额的“三公消费”，从各地花样百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中，挪出这份“救命钱”并非难事。关键是有无下铁腕的决心。甚至仅在公费医疗到基本医保的改革中，就能解放出很多浪费严重的医疗资源和政府财政。

　　财政投入之外，医院在救治危重病患时的心理负担，也不能忽视。比如肖志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农民对一万元的押金望而生畏不敢签字，偏执地认为即使拒签医院也不会见死不救；医院怕担责选择始终袖手。可见，医患之间的权、责、利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且人性化的制度规定。否则，医患双方各拨算盘，最终或只能含恨面对以让人窒息的方式发生的本可避免的医疗悲剧。

　　总之，看似简单的一纸“先救治后补费”的规定，实则暗含政府、医院和患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善法只有在执行中才能实现应有的制度正义，只有三方利益均衡博弈，这个听起来很美的政策，才能在施行中不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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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像内裤尺码羞于说

·村民是看病不是去住别墅  [别墅诊所是海市蜃楼] [为啥群众不买账？ ] ·“先救治再补费”可能成画饼  [先救后补如何不差钱] [须制度做保障] ·还没“结婚”，何谈“婚变”？ [谁是红色企业？][撕毁合同力拓太短视 ] ·“别墅卫生室”能令病魔退避三舍？  [别墅诊所纯属瞎折腾][会否导致看病难？]

                                                                                                                           

责编：任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