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小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一位曾在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当过政府公派留学生的印度朋友，给我讲过一段往事，她说初次到达中国首都国际机场时，前去迎接的印度大使馆文化处的官员帮她拎了行李，竟让她误以为这是大使馆的仆人。这种误会可能会让不了解印度文化的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地位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当今印度的现实。

　　由于历史原因，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酷似传言中的我国元朝将人分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而更有甚者，印度还有一大批不入种姓之流的贱民，俗称不可接触者。在印度人的观念中，这种人下贱污秽，看一眼都会玷污了眼睛，贱民的影子投身到高种姓的人身上，就会让高种姓人感觉肮脏不堪，回家要赶快香汤沐浴，否则就会霉运缠身。所以，贱民只能从事没技术含量或最低级的工作，如打扫厕所等，并世代以此为业。

　　印度独立以后，尽管宪法明文规定消除种姓制度，然而在人们的脑海里，种姓制度并没消除。大学生里，高种姓的学生占据着绝大部分。在印度大型私有企业，尤其是国人津津乐道的印度知名的IT企业中，基本上看不到贱民雇员。

　　所以，印度社会的分工有着严格的分野，作为印度上层的国家公务员保持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印度大学毕业生一旦加入公务员队伍，就要先学会摆谱有派，衬衫每天要烫，裤线挺阔笔直，头发一丝不乱，腋下夹着公文包。印度公务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因而是正常的，而印度留学生在北京看到的一幕，不能说是今古奇观，也可以说是她有生以来目睹的怪现状之一。

　　贱民地位的低下不仅仅表现在职业选择上，就连其生存权也难以得到保障，无端被杀常常解释为失足而致，女贱民被剃光头绑在树上，那是因为她的盗窃。对贱民滥用私刑是家常便饭。

　　国内不少对印度民主制度和宗教信仰激赏的人，经常口吐莲花赞不绝口，常称这样的制度保证国家的安定，宗教信仰能使下层民众安贫乐道。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能视人如草芥，却不让人心不平。整个社会安之若素那只是上流阶层希望的理想状态。当印度的富人在华堂美屋里锦衣玉食，他们的仆人却只能在晚上睡觉时四仰八叉躺在院外的地上数星星。很多人常常是拿着10至20卢比(约合人民币2-4元)的钞票，在小店徘徊不知买什么好。比哈尔邦之所以有大量的土匪武装，其根源就在于极度贫困。

　　我本无心说痛苦，谁知痛苦逼人来。不胜枚举的事例，让我们看到印度贱民处在一个悲惨世界当中。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连基本的生存和人人平等这种权利都难以保证的国度，就很让人怀疑这个运行了60多年的制度是否有效？并且在传统势力的压迫下，贱民要改变现状比走蜀道还难。有一位在北京生活的印度女记者就曾在其名为《烟与镜》的书中写道：“这与印度不同，中国的‘佣人’属于‘形容词’而不是‘名词’。那是有人来做的一种工作，不会决定所从事者的本质和命运”，“所谓‘专制的’中国而不是所谓‘民主的’印度，为其公民赢得了自尊。”

　　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严重问题，并且尽力改变。如曾当过驻华大使，最后登上国家总统宝座的纳拉亚南就是贱民出身。6月3日，前副总理的女儿梅拉·库马尔成为印度第一位人民院的女议长，她也是贱民出身。但他们多拿贱民出身当成竞选的手段，至于为贱民改变命运做过多大的努力，现在看还是未知数。因此，他们在政坛的出现，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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