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近日答复省政协委员汤镇业相关提案时透露，工业和信息化部已会同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等有关部门联合制定手机实名登记制度的法律规范，正等待国务院审批。（6月4日《广州日报》）

　　对于深受“信骚扰”和“信诈骗”之苦的广大公众来说，手机实名制值得期待。但推行手机实名制却不是说说那么容易。早在2006年，原信息产业部就公开表示，为整治手机犯罪及不良短信问题，手机实名制管理工作2006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可三年间手机实名制并无实质性的进展。如今再次提起，仍然引起了舆论的焦灼：会不会落实到实处？

　　据媒体报道，手机实名制在一些地方试点推行后的进展并不顺利，尤其是消费者存在深深的担忧——登记手续会不会繁琐、身份资料会不会在工作人员手中泄露以及经销环节会不会蒙混过关等问题，使得这项覆盖面达到数亿人的工作的前景变得并不乐观。的确，消费者的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几乎是当前广大手机用户面对手机实名制的一种共性心态。可细细一想，这其实又不是多大的问题。只要运营商能够坚决执行政策，不间断地公开宣传推行手机实名制的好处———通过利弊权衡，用户最终会接受和认可。当然，前提是，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和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规范，二要给出社会一个充分的“过渡期”。

　　事实上，手机通讯作为一种特殊消费品，任何制度性的变革都会引起消费者的疑虑，行业部门适当加以“化解”和引导，客户端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前些年，各地通信运营商不就成功地实现了众多模拟手机用户向数字手机的“群体性转化”吗？

　　故而，在笔者看来，推行手机实名制，关键是看运营商和销售商如何操作，愿不愿意为之自觉承担因此所带来的成本上升。道理很简单，因为一旦实行实名制，运营商现有的智能网络必须进行改造，改造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同时，销售商也必须非常“辛苦”，在赚钱的同时不忘记向消费者索要身份证并严格复印登记，也会给其增加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成本。换言之，推行手机实名制，真正的阻力来自于运营商和销售商——能不能练好“内功”，是手机实名制能否化为现实常态的重中之重。

　　说到底，运营商和销售商是“实名制”的具体操作部门，是直接面对用户的窗口，由于涉及利益的让渡，他们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可能比决策部门想像中的要低得多。如何让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规范的运作投入到推行手机实名制的进程中去，提供好相关的技术保障和服务保障，这是监管者需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难题，也是手机实名制能否推行到实处的根本所在。(陈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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